我第一次遇见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，是在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，他带去了他的电影《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》，我带去的是《汉密特》。安东尼奥尼的新片令我印象深刻，一如他以前的《放大》、《扎布里斯基角》，或者更早的《奇遇》、《夜》和《蚀》。
当时我正拍摄一部探讨电影语言发展的记录片。作为记录片的一部分，我邀请了所有出席戛纳电影节的导演，要他们对着摄影机说说自己对电影未来的看法。许多导演接受了我的邀请，当中包括韦纳·赫尔措格（Werner Herzog）、瑞纳·法斯宾德（Rainer Fassbinder）、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（Steven Spielberg）、让-吕克·戈达尔（Jean-LucGodard），还有安东尼奥尼。每位导演被单独留在一具房间，里边有一台Nagra录音机、一台16毫米摄影机和一份介绍提纲。对我提出的问题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“导演”他们的回答，既可以很简要，要是他们愿意，也可以用完长约10分钟的整卷胶片。完成的影片被命名为《666号房》，那是我们拍摄时使用的“马丁内兹”酒店房间。它是当时整个戛纳的最后一间空房。
对我而言，那些关于电影未来的看法中感人至深的，是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的陈述，以至于我将它一刀未剪地全部放进影片，包括米开朗基罗说完之后，走到摄影机前把它关掉的片段。
他是这么说的：
确实，电影处在重大的危险之中。但是我们不该忽视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。电视对人们——尤其是儿童——观看习惯和期望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否认形势对我们尤其严峻，因为我们属于老去的一代。我们应该做的，是试着适应正在形成的另一种视觉技术。
像磁带这样的新的复制形式或许将取代传统的胶片，后者不再跟得上我们的需要。斯科塞斯指出过，一些老的彩色胶片已经开始褪色了。娱乐更大数量人群的问题，也许将由电子、激光或者其他谁也说不准的、正在发明的技术来解决。
当然，我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为我们所了解的电影之未来担忧。我们对它依依不舍，因为它给了我们那么多途径来讲述我们自己觉得非说不可的事情。但随着新的技术可能性的范围越来越宽，这种依恋感会逐渐消逝。也许当下与不可测的未来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。谁知道未来的房子会是什么模样——我们望向窗外时看到的房子，明天可能根本不存在了。我们也无须考虑不远的将来，而应该想得更远；我们必须关照那个未来人类将要栖居的世界。
我不算是个悲观主义者。任何最好地应付当下世界的表现形式，我总是试图适应它们。我在自己的一部电影里用过录像，我做过色彩实验，我拍过写实风格。那技术是粗糙的，但它代表了某种进步。我想继续实验，因为我相信录像的可能性将令我们对自己有新的认知。
谈论电影的未来并非易事。高清晰度录像带不会把电影带进家庭；也许再不需要电影院了。我们当代的所有体系都将消失。不会很快或很直接，但它必将发生，我们无法做任何阻挡。我们只能调整自己去适应它。
在《红色沙漠》里，我已经在审视适应的问题——适应新技术，适应我们或许不得不吸入的污染空气。甚至我们的肉体也可能进化——谁知道以何种方式。未来也许将以我们想像不到的冷酷呈现自己。我现在又要回去了；我不是哲学家或演说家。我情愿尝试做事而不是谈论它。我的直觉是：把我们变成新人，更习惯于应付新技术，不会那么难。
打动我的不只是这段陈述，也是安东尼奥尼自己——他自信而不摆架子的谈话方式，他的动作，他在摄影机前来回踱叔和在窗前伫立的样子。他像他的作品一样镇定而有派头，他的每一点见解都如同他的电影那样激进与现代。
……
那时我已经完成了《咫尺天涯》，还没有另一个筹备好的计划。我再次去罗马看望米开朗基罗，他向我表明我就是他的人选，他希望我加入，于是我答应了。与上次的计划相比，这次显然要求一种不同的参与方式，不过这使事情更现实。愿意开始这个非凡的冒险，除了我个人对米开朗基罗的同情和我对他作品的仰慕，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原因：我彻底深信像安东尼奥尼这样的导演，尽管年事已高身有残疾，应该得到机会拍摄一部在他心智之眼中清晰可见的电影。一个有着如此才华的人，仅仅因为不能说话就无法拍摄一部电影，在我看来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
很明显他能明白自己经受的一切事情，在心智上他如以往一样敏捷。他也没有失去幽默感；他只是不能说话，除了十几个意大利语的基本词汇，比如“是”和“不”，“你好”，“再说”，“走开”，“再来一次”，“明天”，“喝一杯”，“葡萄酒”和“吃饭”。我记得最初那些会面中的一次，在罗马的一个饭馆。他的妻子，一直为他传译的恩里卡正好出去一会儿。安东尼奥尼和我无言对坐片刻，好像我用法语对他说了些什么，在拍片的时候，我惯于用法语和我那糟糕的意大利语跟他交流。他耸耸肩，苦笑着就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个字：“说！”同时五个指尖捏在一起，在面前前后摇着——那独特的手势在我每每回忆起他时必定出现。
安东尼奥尼的中风破坏了他大脑的文字组织和拼写中枢，因此他不能写或说。由于中风影响了他的右半身，他只能用左手画。如果恩里卡寻找他想要词语的神奇诀窍一旦失灵，这便是他向我们解释他的意图时的最后手段。恩里卡或者米开朗基罗的私人助手安德利亚·波尼随手备有铅笔和拍纸簿，这样他便可以画草图来阐明他的意图。对一个右撇子而言，他这些左手草图令人惊讶地精确，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沟通手段，尤其是在电影实拍开始之后。
从一开始，我就惊讶于米开朗基罗甘于接受身体残疾的方式，他会一直指点他人，直到他们明白为止。如果我们的猜测和种种联想都没能命中要害，怎么也领会不到他想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他并不绝望，而是笑起来，但用手指轻敲前额，仿佛要说：“真是一大群笨蛋！”最终总会有人抓住那躲了我们半天的，一幅图画或一个手势的要点。
……
我们都以同等程度的耐心与热情开始了我们的冒险。要看到安东尼奥尼的脑子里有着什么样的电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做。因此，必须去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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